李大同：《冰点故事》前言、目录、后记

前 言


李大同


我认为新闻工作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工作之一，理由是这个工作永远要想着“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说，明天世界上发生的一些最有意思的事情和最有意思的人物，没准儿就和我有关。

“有关”不是单纯指我对这个世界的新东西有强烈的个人兴趣，而是说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研究它，研究它明显的或潜在的意义，估量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然后还要判断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我一样关心它。根据这种判断，我会指派记者去探访，要写出来，还要写得有意思，好看。最后，这篇被称为“报道”的或长或短的文字登在报纸上，不需多久，读者的反馈就通过电话、信件、Email传达给我，然后报社专门的调查结果也会显示：我的判断是对是错。

显而易见，如果读者的反馈和我的判断基本一样，甚至大大超过我的预计，一次成功的传播就完成了。反之，如果报道刊出后读者那里了无声息，或者受到质疑和批评，我就会想，这是为什么？我的判断哪儿出了误差？

一个“轮回”完成了，又一个轮回马上开始——但这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故事了。

上面这些简单的描述，基本就是一个报纸编辑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之所以让人感到有意思，就是因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你很容易想像，这样一种工作状态，是很难有时间和兴趣去“回顾”的，那也许是退休以后的事情了。可是，在这本书里，我却不合时宜地要“回顾”了——回顾一个报纸栏目《冰点》，从创立到今天10年多的历史。

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是：应邀在北京各大学新闻院系讲演时，年轻学子们对《冰点》故事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在听的时候要么屏声静气，要么惊叹，要么大笑，还要提出大量的问题。我强烈地感到，一个编辑具体的思考和工作状态，一篇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报道的出笼过程，对有志从事新闻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而他们在学校里，很难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往好里说，他们充其量只能研究一些“好的”公开的报道，但新闻运作的真正内涵，往往不在报道之内，而在报道之外；新闻“大制作”就更是如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生们的问题往往是书生气的，幼稚的，偏重概念而不是偏重实践的，他们极想知道你有什么“秘诀”，彷佛一旦获得了如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笈”，毕业以后就可以横趟了。坦率地说，这些问题要么难以回答，即使回答了，答案的要旨仍然是他们所难以领会的。我看到，原本应当属于职业教育的新闻教育，不断地产生出种种“学”来（最搞笑的是近期还听说有“炒作学”），仿佛不称为“学”就没有在大学里的地位。于是，新闻教育南辕北辙，不断地“学术化”，学生却没有起码的职业谋生手段。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现在的新闻教育“是从个别走向一般”，新闻专业学生的品质如何，似乎决定于他的毕业论文写得好不好，可写出一篇“好论文”的学生，进入一家货真价实的新闻媒体后，甚至连一篇四五百字的“本报讯”都写不好。而实际的新闻运作，正好倒过来，是从一般走向个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永远是从个别走向个别。

我想，只有故事，只有关于新闻工作的翔实的故事，才能使他们了解职业的规则，更加接近将要投身的事业；只有故事，才能使他们体会到这个职业的魅力和风险。这个工作，应当有人来做。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次要的原因是，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却相当的无知，以致在文学、影视作品里出现的编辑记者形象，往往令人作呕，失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近些年来有些媒体人士频频出书，不过看起来公众只是对电视“明星”本人的秘闻有兴趣，而不是试图通过阅读来了解新闻这个行当，譬如我惊讶地看到某些著名媒体人士的书竟从自己的幼儿园时代写起——这确实没超出影视明星的路数。

相比起电视工作者，办报纸是更为传统和经典的新闻工作，因为电视节目的成功取决于团队的合作，而报纸则几乎永远是单兵作战，编不好一个版面，写不好一篇报道，你是无法辞其咎的，你就是你，好也罢，差也罢。

在这本书里将要回顾的，主要就是我本人办一个大报的专版栏目——《冰点》的实践，由一个一个故事组成，也间有这些年里的一些思考文本。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还有无奈的妥协和硬起头皮的抗争。如果说，新闻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记录历史”的话，那么，我在这本书里将尝试写写“如何记录”历史，谈谈一个大报编辑在自己主持的版面里，如何记录自己眼中的中国的故事。

从比较私人的角度，这也是我本人从业26年来的一个不完全的“业务自传”，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对初入此门的年轻学子有益，更希望新闻门外的读者也觉得好看。


<<冰点故事>>目录


前言


经历与准备


1．我被风刮到了一个小岛上

2．老总编辑的知遇之恩

3．创办《东方》杂志

4．报业苏醒了，思考开始了

5．注视“都市报”

6．我产生了新的新闻视角


重新出山


解冻
什么才是“重大”题材？
漂亮小姐说：“我去写粪桶！”
《冰点》——给儿子起名也没这么难
“哥们儿，真他妈棒哎！”


第三章 获得认可


“时过境未迁”
“哪儿是我的家？”
202路有轨电车
《“冰点”新闻的启示》



第四章 新的报道类型


冰点访谈
冰点随笔
冰点文章


第五章 渐趋成熟


1．“岂能不战而降”！

2．久违了，留村

3．五叔五婶

4．离开雷锋的日子


第六章 亲历式报道


小保姆与大堂琴师
青春无战事
我所认识的鬼子兵
白色困惑
搬家


第七章 辩论与思考


L及关于一篇稿子的讨论
普通中的不普通才最打动人


第八章 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


我捐出点希望给乡下的娃儿们
“向自己的同胞开枪，真是难为情”
“金钟响在大山里
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河


第九章 新的尝试


历史进入冰点：寻找世纪的交接点
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
一篇成功的转载


第十章 危机中的教育


我为孩子讨说法
燕子飞向何方
一个幻灭的乌托邦


第十一章 临危受命


客串央视出镜记者
南行感受
“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吧！”
社内第一大部


第十二章 “小冰点”问世


1．“非驴非马”打响头炮

2．讨论“大兵瑞恩”

3．一份没有发出的“抗诉”

4．“冰点时评”：我得要一张原装的


第十三章 遭到“抗议”的停刊


阳光下的交易
噩梦般的遣送
坐在家里喝口水，也是交税
一次险些夭折的改版宣告“小冰点”的结束


第十四章 “性”的突破


最可怕的一关
性别的挣扎
最有勇气的人


第十五章 特殊报道


省级大员胡富国
“改多少遍我都愿意！”
超限战
追踪一支藤


第十六章 由“软”到“硬”


世纪末的弥天大谎
谎言背后的嘴脸
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
本案维持原判？
控告查无实据
令人啼笑皆非的“败诉”


后记


后记

李大同


10年过去了，《冰点》报道由“软”开始，越来越“硬”。这或许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逼着我这样做。这样做并非件件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报道刊发后，久久听不到任何动静，令人绝望。譬如《枪声响过之后》（2003年3月19日《冰点》）。

我已经从业26年，继续挺在新闻“一线”的时日也许不多了。当我离开一线壕沟后撤的时候，我希望能像马克思写完《哥达纲领批判》后那样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的、甚至是潮流性的事件在发生；代表性人物在涌现；批评、质疑在进行；历史真像在披露；历史人物、事件在被重新审视和评价。一份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对所有这些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大事，原本都应该及时报道，但现行体制使我们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以报道的方式来干预现实，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中国社会毕竟在进步，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职业准则来达到理想的境界，我们至少应该有所记录。我们应该记录下后人必须审视的那些“大事”，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失职。


吕日周是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他是官员队伍里的一个异类，带头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他勤政爱民，在长治主政期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评价。

无庸讳言，他之所以被新闻界所关注，首先——甚至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并身体力行。各种各样的非主流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大量在刊登关于吕日周的报道，关于吕日周的争论，在各大网站上也层出不穷。

按职业标准，吕日周早已不是“冰点”，而是名副其实的“焦点”，在那么多的报道之后，《冰点》本没有理由再去报道他。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完全值得深入报道的党的干部，在所有中央级媒介上，竟然没有丝毫的动静。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并没有“不许加以报道”的指令，但所有中央媒介仿佛都心领神会，统一“保持沉默”。要问为什么，没有别的解释，只因为他不按传统的“官场规矩”出牌，他是官场中的另类。在吕日周大刀阔斧地进行官场改革时，一位县委书记曾流着眼泪对他道出实质：吕书记，你这样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呀！

我认为，这种沉默是中央级主流媒介的耻辱。如果没有人做，那我就应该做！不仅要做，还要做得精彩。我请本报大牌记者卢跃刚亲自出马，告诉他：放开了写，一个版不够，就两个版。

2002年10月9日、16日，《冰点》以两个版的规模报道了《吕日周在长治》。各大网站纷纷全文转载，网友跟贴无数。

我终于完成了这次记录，吕日周对中国改革的意义要远远超过焦裕禄、孔繁森等等的干部楷模。这样的记录会让一些人不高兴，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采访的关于吕日周的报道就未能播出。


SARS袭击中国，暴露出中国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端。本来，通过这次事件，主流媒介应当从头梳理SARS疫情发现后的每一环节，报道中国的官僚机构相对应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从而彻底诊断出体制的弊端，才好对症下药。实际上，SARS危机几乎可以说全面反映了我国体制、信息渠道、民族性、社区建设、城市与农村的医疗卫生机制等等方面潜伏的大问题。这才是SARS报道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可惜，中国的媒介惯性太大，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将原本性质为灾难、反思性的报道，变脸为对医护人员的英雄颂歌。在这次SARS危机中，绝大部分医护人员的表现确实令人敬佩，但这仍属于他们的本职工作。

在一窝蜂似的英雄赞歌中，真正需要关注的SARS患者们被忽略了。他们因人为的信息闭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患病，在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得不到任何救助。很多人因此而死去，很多家庭只剩下了孤儿。

报社内没有人要求《冰点》做SARS报道，但是我不能坐视，我必须有所记录。

2003年5月14日，《冰点》刊发《瘟疫警告人类》，概述了人类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几次瘟疫的发生原因及应对措施。

5月28日，《冰点》刊发了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上万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被读者称为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独树一帜的”，“特棒”。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可在通报之后，很多人甚至有些著名的老同志都来索取这期报纸，这或许能够说明一些什么。

6月18日，SARS危机已近尾声，按照常例，又到了大规模表彰英模的时候，《冰点》刊出报道《生命备忘录》，详细记载了SARS猖獗期间，北京两个普通家庭的悲惨命运：一户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他们之所以死亡，都是因为患轻微小病，进入毫无防护的人民医院求诊，感染SARS，又在很长时间里，因局势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最终死去。他们本不应该死。

在采访中，本报记者从医护人员那里得知，他们曾被命令作假病历，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患病人数，“像萨达姆一样用救护车拉着SARS病人满街乱窜”，以躲避世界卫生组织的现场视察。在听到中央撤消北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两个高官职务的消息时，有位医生告诉记者，他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说，再不撤掉他们，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呢！

这不是直接干预现实的报道，而是记录。但就在《生命备忘录》发表之后，中央各媒体的同行们纷纷给我来电话，说是“绝了”，“你们竟能刊出这样的报道”。一个大学新闻系主任对我说，“还是《中国青年报》！还是《冰点》！”事后记者被告知，很多医护人员将这篇报道复印几十份，送给亲友们；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第一个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从而被民间称为“民族英雄”。他的儿媳打来电话说，老人家拿到这张报纸，一字一句地读完……


三峡工程，投资达上千亿，移民上百万，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泥沙卵石长期淤积的前景、防洪发电的真实效应、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反对派的声音都无法出现在主流媒介上。

2003年6月，长江三峡二期工程结束，蓄水至海拔135米，“高峡出平湖”，主流媒体上又是一片赞美之辞。我不能再继续沉默，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应该、也必须有公开的记录。

7月2日，《冰点》发表《三峡工程答疑录》。这是本报记者卢跃刚采访三峡工程顶级专家潘家铮的实录。事前，我交待跃刚，尽可能将潘家铮能够回答的置疑尽数提出，尤其是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和否定性意见。从技术上说，这些置疑只有依靠潘家铮的“圆满回答”才能记录下来，否则，它们虽然汗牛充栋般地充斥于网上，却在主流媒介上永无出头之日。

《答疑录》发表了。凌晨，我上网浏览时，看到新浪、搜狐均在头条位置全文刊登。网友们的跟贴仿佛与我心有灵犀。他们赞叹：好记者！好文章！我们10年以后再看。跃刚甚至接到不少国外读者的电话，告诉他，这是反对派的意见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介上。

……


我们报道。我们记录。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按照和出版社的约定，本书篇幅已经严重“超载”。但是，我实际上只讲了很少一部分“冰点故事”。

《冰点》从创办至今，已经有500多期，每期一个整版，也就是500多万字；每一篇《冰点》报道都有可讲的故事，都有发表它的理由。在这本书里，我只能挑最重要的讲。

希望在这本书里看到新闻运作“技术诀窍”的读者，必定会失望了。在这些叙述当中，当然会涉及到某些职业技术问题，但那些不是我想着重讲述的。

我只想告诉读者：在一个大报编辑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当代中国。

我还想让本书读者看到：在这个国家里，尽管有种种令人愤慨的现实，但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这些全人类共同尊崇的优良品质，仍在默默地、顽强地存在和生长。如果不是为了捍卫它们，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

我想，只有那些总是感到“有责任”的人们，才应当从事新闻这个职业，才能在这个职业中感到快乐。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公众，每天都在感受他们的喜乐哀怒，他们在供养着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回报。

对新闻这个职业，我能说的，就是这样几句话。


2004年6月2日，《冰点》扩版为《冰点周刊》，从每周一个版扩为每周4个版。仿佛是宿命，每当我筋疲力尽想休息一下时，读者的需求和召唤就会产生新的压力。所幸现在我不是“光杆编辑”了，我的好友卢跃刚、杜涌涛和邓琮琮集合到《冰点周刊》，分别担任其它三个版的责任编辑。

我在开刊词里写道：

尊敬的读者：

每周一次的《冰点》特稿版今天“变脸”了，变成了周刊———由一个版扩大为4个版。除原有的特稿版外，新增加的3个版依次为“文化”、“探索”（科学）和“人物”版。《冰点》周刊仍于每周三刊出。

《冰点》特稿版问世已经是第10年了。在这漫长的10年中，如果没有读者的喜爱和持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挺下来的——没有人能在缺乏价值感和成就感的状态下长期坚持……

我们组成了新的团队，经过内部反复的辩论，新增设的3个版，我们选择了“文化”、“探索”（科学）和“人物”。文化和科学，普通人也许会觉得离自己很远，而实际上，文化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中，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文化不能决定我们是否活着，却能决定我们怎样活着，活得是否有尊严、有快乐、有美感。科学也同样如此。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人的生活可以与科学无关，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在享受着科学的恩惠，但是我们对科学了解得太少，对科学工作者的生活、精神、理念、梦想和规则都了解得太少，细的不说，仅仅是决策是否科学，就足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文化与科学对中国公众，对中国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难以割舍。

“人物”版的设置，既和本报的传统有联系，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关。在当代中国，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不是因为古道热肠，而是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换个时空，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能对普通人的喜乐哀怒熟视无睹，他们是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孩子和老师，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与我们同构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描述和回忆，人们感动、思索，大泪滂沱、幽思绵绵……


一群天资卓越又甘心忍受我们“折磨”的年轻记者也进入《冰点》，很快开始崭露头角。每到周二的组版日，《冰点》老中青三代聚在一起，共同打磨明天要问世的“新生儿”，大呼小叫，爆笑，其乐融融。在将近一年的每月读者调查表中，《冰点周刊》的4个版，就像孪生兄弟一样齐刷刷地并列在一起，平均阅读率持续在70%以上，稳居本报各版阅读率之首，其中引起业界和读者强烈反响的报道甚多，难以一一备述。

仅仅这一年当中，《冰点周刊》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就足以写一本书了。

这本书，我们迟早会写出来的。

就到这里罢。



2003年6月动笔，2005年5月截稿。



(3/28/2006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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